因此，在宪政时刻到来之前或正在形成之时，最高法院可以暂时为宪政共识代言[32]。
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热爱规范。而他们断案的基本方法为衡情度理。
Joseph Grodin是1986年落选的三个法官之一，他认为选民是依据结果来决定的。这就是昂格尔所说的从形式主义(formalism )向目的论法律推理（Purposive legal reasoning）或合理化法律分析的转变[12](P.188－189)。就我国而言，新建的或者从外国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互不适应，其实效既有赖于职业法律家的远见卓识，也有赖于一般民众的内心共鸣。这一理念已然影响到美国的司法运作，渗透到法官的思维中去且对于其司法推理产生影响。民意在中国自身是一种正当性资源，法官允许它招摇过市地进入司法过程。
在Sheperd诉Florida案的意见中，Jackson法官明确提出，变更审判地点是（也可能是唯一）使Florida审判符合正当程序的唯一方法。传统法官这一思维方式表面看来是在追求平衡与对称，实际上是在追求和谐。[14]公民社会相当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所称的市民社会。
[2] 参阅罗豪才 毕洪海编：《软法的挑战》，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中国共产党既然是执政党，对国家实行统一领导。这一常回家看看的条款可以认为是较典型的软法条款。《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我国整个软法规范逐步体系化、系统化。税务机关不仅要求其补交少交的税款，而且认定其偷税，对其予以罚款（罚款有多达几千万元的），甚至追究其法定代表人的刑事责任。
前者是依法的制定主体而划分的法律类别（国家法、社会法、国际法），后者是依法的内容、法的调整对象而划分的法律部门（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等）。下面试举两例： 例一： 浙江某市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改造该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到外地招商引资，承诺外商来本地修建收费公路，可免除其营业税和所得税，并保障其能获得20%的投资回报率，如其达不到20%的投资回报率，政府将通过给外商出让土地予以补偿。[3]软法建设和实践也才开始比较自觉地提上法治建设的日程，各种软法形式才开始得到发展。其四，规范互联网行为，提高网民素质，促进网络对民主、宪政的推动作用。
要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必须讲发展，必须促进发展，把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不断完善现有软法。但是，这种作用不是能够完全自发地产生和发挥的。这种规则之所以与国家法、硬法一样也称法，是因为它具有法的一般特征：由一定的人类共同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或认可。
关于作为软法性质的行政执法基准的适用，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通过一个具体案例说明适用规则：[10]裁量基准不是硬法，没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它作为软法，也不是没有约束力。例如，《立法法》第8条规定，属于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之类的事项为法律保留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
总之，软法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好东西。很显然，外商要求补偿没有任何硬法的根据，免税承诺更是违反硬法的规定而不可能兑现。
[12] 关于软法规范政府行政裁量行为的作用，笔者曾经在《湖南社会科学》上发表过专论，认为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即通过软法的六种形式----正当法律程序、立法目的、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惯例、行政政策和行政执法基准—对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进行规制，防止裁量权的滥用和保障行政法治的实现。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发布若干指导性案例，对本级和下级法院审判同类案件起指导作用。考察历史，社会法先于国家法的存在而存在。社团组织的公约、协议既可以是特定社团组织的成员签订的，也可以是不同社团组织之间相互签订的。社会自治组织通过制定章程推进和规范社会自治行为的社会规则或惯例，等等。法律的基本原则包括公法基本原则和私法基本原则。
（二）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执政党依法执政 在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在执政党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三、完善和改进软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如前所述，软法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治有普适性的原则和要求，也有各国基于国情的特殊性原则和要求。在一般情况下，它应该得到执法者的严格遵守，违反即构成违法。
其三，通过社会组织、团体与国家机关的互动，形成互动规则，促进公共政策和国家、社会公共治理措施的公共讨论、辩论和协商的常态化。从而它既受国家硬法的调整和规范，更要受网络虚拟世界自身运作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形成的软法的调整和规范。
如果他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被人大罢免，其党内职务自然就难以维持和继续了。到本世纪以后，这一做法已基本形成惯例，凡涉及人民群众重大利益的立法，在人大审议过程中几乎都展开全民讨论，人民群众在全民讨论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建议，许多都被立法机关采纳，为正式通过的立法所吸收。[6]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既然将党内法规定性为法规，无疑已明确其姓法，而使之与一般的党内制度相区别。作为软法的党内法规治党治国的优势显然大于指示、指令和文件。
在这方面，软法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发挥作用： 其一，通过NGO、NPO等社会组织、团体和事业组织的章程规范其自治行为，促进其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治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对现有软法规范进行全面整理、编纂。
但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它要直接行使某些重要的国家公权力，如党对国家一定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党管国家干部权、党指挥国家军队权等。在这方面，近十来年实践已经形成和发展了许多好的做法和软法惯例，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认真加以提练总结，使之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例如，我国宪法序言确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大质询制度仍应推进其实际运作。
来源：《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 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软法 国家治理现代化 。凡参与签约的组织、个人均应自觉受这些公约、协议条款的约束，从而达到公民社会自我治理的目的。即便在实行成文宪法的国家，各种政治惯例也有可能影响宪法的解释和修改，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完善软法的途径有二：一是制定，各种社会共同体，如社会组织、行业协会、高等学校、社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各种NGO、NPO，都应制定完善自己的组织活动章程、规则，依章程、规则运作、活动。
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外商要求该市政府对其损失予以补偿，该市政府予以拒绝。
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七种：一是公法的基本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13]至于法律对政府覊束行政行为的规制，则主要是硬法的作用范围，当然软法在其中也可以发挥适当的作用。其次则是靠软法，以软法规范执政党的组织和各种执政行为与活动。
